213.唉(2/2)
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我们现在进而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
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在一个主要表现为依附和服从的类型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某种超然独处的需要。一个主要表现为敌视他人的患者，也可以有服从的成分，有独处的需要。而一个不合群的人格也并非不怀有敌意或不渴求友爱。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它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
因此，一个自我孤立的人肯定会采用无意识的策略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一旦与他人共处便若有所失，茫然无措。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但不总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一些不太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比如，常常很难断定，在一个显得依附、服从的患者身上，支配他人的愿望是否弱于对温情的需要，他的攻击冲动只是表现得更间接罢了。
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已经被许多事实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了位置。
我们在儿童中能看到这种换位，而在成人中也不乏其例。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人物斯特雷克兰德就是典型的例子，女性的病史也常显示出这种转变。一个姑娘本来像野小子，雄心勃勃，桀骜不驯，但在她坠入情网后，可能变成一个柔顺软弱的女性，不再好高骛远。或者，在遭逢重大变故或不幸之后，一个孤立脱群者会变成病态的依附他人者。
应补充一句，像这一类的变化，给了我们某些启示，以回答下述的经常性的问题：成人期的经验是不是无关宏旨？我们是否自孩童时代起就定了型，永不改变？从冲突的观点来看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做出比通常人们所持有的看法更恰当的解答。比如，有如下可能性：如果儿童时代没有受严厉限制，而是任其自然发展，那么，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体验，就能影响人格的成型。然而，假如儿童时代所受的影响很大，足以把孩子塑造成一个死板规矩的类型，后来的新的体验便不可能将他改变了。
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僵硬死板不让他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自我孤立可能严重到不让任何人接近他，或者他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性迫使他成为受人支配的从属的角色。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总是用旧眼光看新问题，比如，攻击型的人遇上了别人的友爱，则将这种友爱举动看成愚笨的表现，或看成想从他这里捞到好处，新得到的经验只会加强原来已形成的观念。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