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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这个乐队，他还真的想组建一个，感觉会很有意思。
“就它了！我正好想体验一下乐队的感觉！
对方严肃道：
“我认为对事业的热情、慈善的心肠。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哲学基础上的。强权即真理，让仁爱和宽恕见鬼去吧——人都是。这里，我们看到这种价值观与大家熟悉的**观念并无二致。
攻击型患者趋向于不仅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趋向于拒斥这两种品质的变种：屈从和讨好，这是自有其主观逻辑的。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不分真伪。当他遇到一种确实友好而又有力量的性格时，他是能够认识并表示敬意的。问题在于他认定在这方面过于明辨是非对自己只会有害无益，他觉得，他拒斥的那两种态度都是生存斗争中没有把握的冒险。
那么，他何以如此坚决地抛弃人情中更温柔的一面呢？他何以会看到他人的感情行为便感到恶心呢？当有人表现出他认为不该有的同情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嗤之以鼻呢？这种患者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人把乞丐赶出门外，因为他不忍目睹乞丐那种惨状。的确，他还真可能对乞丐出言不逊，他会一文不给，显出过分的恶意，这些反应都是他所特有的。心理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很容易观察到这些反应，尤其是当攻击性倾向缓和下来时。实际上，他对人的“温和”有着矛盾的感受。诚然，他因此而瞧不起别人，但同时他又喜欢别人那样，因为这样一来他便更能够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经常感到屈从型对自己的吸引，正像屈从型常被他吸引呢？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受内心一种需要的驱使所致，即他需要战胜自身的温和感情。尼采就对这些动力做了很好的说明，他让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看成第五纵队——一种从内部起作用的敌人。对攻击型患者来说，“温和”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温情、怜恤等，还意味着屈从型病人的需求、感情和准则所蕴含的一切。就举乞丐为例吧，攻击型患者还是感受到内心为真情所动，想对乞丐的行乞做出应允，觉得应该伸手相助。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需要，那就是把这一切念头都赶走，所以，结果他不仅拒绝施舍，还恶语相伤。.c0m
屈从型希望将各异的内驱力融合于爱中，而攻击型则希望自己的名望能达到同一目的。享有名望，这不仅有可能实现他所追求的自我肯定，还给了他一个诱惑——获得别人的好感，从而自己能够反过来对他们产生好感。由于名望似乎是解决冲突的办法，所以他像沙漠中看到了清泉幻影的旅行者一样将它追逐。
他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原则上与屈从型的情况相同，因而这里只需稍加说明。对攻击型患者来说，任何同情感有关，任何为当“好人”而少不了的义务，任何委曲求全，都是与他奉行的整个生活方式相矛盾的，只会动摇自己信念的根基。不仅如此，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从而粉碎他精心设计的局面——统一。最后的结果是：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必然增强攻击性倾向并使它变得更具强迫性。
如果本书已讨论过的这两种类型给了我们较为生动的印象，我们可以发现这两者代表两个相反的极端。甲之所好，正是乙之所恶。一个视人为友，另一个则视人为敌。一个不惜一切避免对抗，另一个视对抗为自己的天性。一个心有畏惧，软弱无助，另一个将这类感觉一扫而光。一个的神经症总是导向仁爱理想，另一个却笃信弱肉强食的规律。但自始至终两者都不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是强迫的，不可通融的，由内心需要决定的。它们都没有可以立脚的中间地带。
我们讨论了两种类型，现在可以再往前跨进一步了。我们发现了基本冲突蕴含些什么，到此为止我们已看到基本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两种不同类型中体现为占压倒优势的趋势。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描述这样一个人：他身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势均力。很明显，这样一个人会同时被两种方向相反的力无情地驱迫，他根本无法承受。所以实际上他会被分裂开来，使整个思维活动完全瘫痪。他势必力图去掉某一方面的压力，结果不是落入第一种类型就是陷进第二种类型，这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办法之一。
像这种单方面畸形发展的实例，用荣格的观点来分析，就显得根本说不通了，那样至多像是一个表面形式上正确的论断。但由于荣氏观点是建立在对驱力的误解上，其内涵也就完全错了。荣格从片面的观点出发，说治疗时医生必须帮助病人使他愿意接纳他的对立面，我们要问：那怎么可能呢，病人是不会接纳的，他只能认识到自己的对立面。如果荣格想靠这一步骤使病人保持自我统一，我们的回答是：患者最终的整合需要这样做，但该步骤本身只是使病人面对自己的冲突，结束他对冲突的回避行为。荣格没有恰当估量的是神经症趋势的强迫性。在“亲近人”与“对抗人”之间并不简单地只存在“弱”与“强”的差别，也不是像荣格所说的只是“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差别。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时既有屈从又有攻击这两种潜在倾向。一个没有被强迫驱使的人，经过极大努力就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整合。不过，如果我们这两种倾向的程度已近于神经症，它们对我们的成长则只有危害性。两件坏事加在一起并不会变成一件好事，两种相互冲突的东西也不能构成和谐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