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六章 最后的闹剧（十二）(2/2)
大豆，肯定不乏销量、不缺市场。
问题是，松辽分水岭以北的沃土，白给钱、不征税、资本去吗？
假设在黑龙江畔种出来了黄豆，运到苏北，得多少运费？从黑龙江畔，运着黄豆，爬过松辽分水岭，再进入辽河水系，这期间的运费得多少钱？
大顺打个西域，从中原往西域运粮食，运费接近粮食原价的20倍。
没有辽河水系，连辽东的依托苏鲁市场的大豆产业其实都发展不起来。
就这么个现实，怎么引诱资本得利而去投资到“该投”的地方？
更别说扶桑了。
就现在这帆船，从威海起航，走最最成熟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跑个来回，指定得一年。
跑到扶桑种黄豆，用风帆船运回苏北……一船也就装个1000来吨，一万来石，就算按8钱银子一石在苏北卖，这一船一共也就能卖个一万两白银。
来回一年多，水手吃喝拉撒、海浪风险，去吧去吧，能剩几个钱？有1000来吨的大帆船、有一年周转期的资本，用这钱不说去买地收租、去开当铺放贷，那我有这船有这资本我跑趟南洋、跑趟印度，也不止赚这点钱吧？
甚至说，我就吊毛不干，我把这一万两银子，投资国债，买战争债，赚多少钱？
我有病啊，在这个年月，跑到扶桑开农场，雇人移民过去，然后当农业资本家？合着我这是在这做慈善的？
刘钰此时在扶桑移民的逻辑，是“契约长工干七年，七年后买地花50两。只要扣除掉吃喝拉撒，再扣除掉七年给长工的50两买地白银的工资，其余的剩余价值，一顿挖金子，难道连这点剩余价值都榨不出来？”
跑去金州挖金子，要是七年契约长工，连三五百两的总价值都创造不出来，算个屁的“旧金山”啊？
是以，李欗的思路，就简单多了。
既然，问题是“有钱的不肯去、没钱的去不成”。
那么，我把“物流成本、运费”给降下来，这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
我修条从陕西到伊犁的铁路、我修条从河南到黑龙江的铁路、我弄个穿越太平洋只要一两个月的运输船队……
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到伊犁的铁路一修，直接在伊犁河谷种棉花，在陕西干棉纺织厂，难道没有人愿意出钱去伊犁垦殖、种棉、雇佣失地流民去那边种棉花？
穿越松辽分水岭的铁路、或者是运河一修，直接在那边种黄豆，运输到营口，难道没人愿意出钱去那边垦殖、种黄豆、雇佣失地流民去种黄豆？
甚至说，拿三在《论贫困的消灭》里，提到的“农业产业军”的思路，不也一样可以用吗？
拿三的设想，是法国本土内有1亿5000万亩“荒地”、且是“有价值的、其产物可以参与市场流通”的荒地。
那么，法国就那么大，而大顺要大得多。
伴随着新的交通工具、基础建设的发展，是不可可以视作一种“缩地术”呢？
以铁路、火轮船，作为“缩地术”。
把拿三设想的条件，以“缩地术”的仙法加持后，把那种条件，平移到大顺身上呢？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由贸易一派，在与英国的重商主义派争论的时候。
一方面是欧洲的社会存在、海运条件，使得他们有些不甚在意运输成本的概念，至少没有着重考虑——说起武大郎的相关笑话，难道还需要刻意强调武大郎的身高？这不是和太阳从东边升起一样，是个不需要考虑的条件吗？
另一方面，鉴于休谟等前期反自由贸易派提出的“东方手工业技术先进、和东方白银购买力更强”的问题，刻意回避了休谟的那个反问：若无大海做天然关税，自瑞典到西班牙，皆用中国货矣。直到有一天，欧洲的人均财富，和中国一样。
前者是不经意的忽视。
后者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必须要回避的。
哪怕是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也无解，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完全反无形之手的：一，中国应该让出航运业，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二，英国来当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也即由英国来控制东西方贸易的航运。
这句话，即“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不是说不对。
而是在于，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和回报率是多少，你亚当·斯密真不知道？既然谈无形之手，那么，这无形之手怎么就能让资本不往航运业东西方贸易上跑，而是跑去农业和工业？
其二，1759年《道德情操论》、1776年《国富论》，就这个时间点，你英国啥水平啊？啥亩产啊？啥棉纺织业水平啊，敢居高临下说东方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如欧洲？你1776年敢放开自由贸易，中国这边就算睡着了、睡死了、从世界上被抠去异次元了，孟买、苏拉特、达卡的棉纺织业，就能把整个欧洲冲死，心里没数吗？
真以为搞死印度手工业的，是大英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分明是东印度公司的刺刀、军舰、和行政力量下的关税、以及有大炮和战舰能维系这个行政力量。
故而，在大顺的现状下，李欗不可能去“反思”什么，为什么大顺的农业亩产不如欧洲、为什么大顺的棉纺织业不如欧洲——人，怎么可能去反思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呢？
反而，鉴于这边过早的“国内统一的市场”的形成，以及陕西没有给江苏丝绸加200%关税、苏北也没有对辽东大豆征收200%关税以反制辽东柞蚕丝的事实。
使得，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核心基础上。
在小地产所有制、比欧洲激进的多的私有制的基础上。
李欗不得不把目光，投降了基建、物流、运输，这几个东西。
既是自我思考。
也是历史行程——因为，废漕改海之事，就是个鲜活的样本，也是大顺之前二三十年变革，众人眼见到的影响最大的变化：扬州衰落、鲁西北崩溃、沿海地区大发展。
别的地方都好说。
而曾经“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扬州，被刘钰一通改革，弄成了这般模样，这对大顺的精英阶层的震撼，是极为巨大的。
可谓是，这二三十年间，看着扬州的颓败，真正目睹了什么叫“沧海桑田”的变迁。
在这种历史行程下，大顺的精英阶层，不得不从物流、基建、运河、海运、运输成本等等问题，去思考经济问题。
都是城市，但“影响力”是不同的。扬州颓废，在大运河建成之后的封建王朝，其叫人思考的程度，非是其余地方可比。也真的让大顺的精英阶层，亲身体会了一把二三十年间的“沧海桑田”，其震撼之大，其实比试验铁路、黑烟蒸汽机，还要大。
大顺自有国情在此。
就如刘钰要是拿个怀表给皇帝，皇帝会觉得奇技淫巧，挺好玩的；而抓一把化肥给皇帝，皇帝就得惊呼，科技的力量如此伟大。
同样的。
刘钰在大顺这边讲半天的自由贸易、重商主义、贸易顺差、贸易逆差，众人觉得啥玩意儿啊？
啥叫贸易逆差？
怎么可能会出现贸易逆差呢？
老子为什么要去琢磨一个压根用不上的重商主义，去防止白银外流？这他妈不是杞人忧天、闲的吊疼？
但断了漕运、废了扬州到鲁西的经济带、海运的运输成本优势一旦显现，众人顿觉，世界果然是物质的啊，不是鲁西地区的人之前比鲁东沿海聪明或者更擅长工商；也不是扬州地区的人比别处都有经济眼光。
合着这世界，是物质的啊？不是因为鲁西地区是孔孟之乡，所以使得当地经济发达远胜鲁东沿海啊？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你不可能在一个压根不存在白银外流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琢磨出以对外贸易为思考点的重商主义或者自由贸易。更不可能在一个压根就是搞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国内统一市场的社会存在下，写书狂喷朝廷搞保护主义。
这就是大顺的国情在此，也是大顺的经济学的历史行程，尤其是目睹了二十年沧海桑田断壁残垣风月不在的震撼下的历史行程。
使得大顺的经济学，都在绞尽脑汁，解决刘钰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想去、九州之内人地矛盾极大、海域之外几十亿亩荒地在那没人垦”的问题。
这也是大顺发展至今，实学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根本分歧。
穷的去不起、资本不想去。
面对这个问题，激进派是“均田、征税，朝廷掌握资本，人来控制资本不去也得去、而不是由资本来控制人就是不去西域东北扶桑垦荒因为无利可图”。
激进派，和儒家复古派、王田派、周礼派，合流了。
保守派，这派别就多了。
李欗的“发展交通工具，使得降低运输成本、三万里贩籴尤可赚，使得资本主动过去垦荒种植迁民吸纳劳动力”，便是其中的一个派别。
只不过，“强制赎买，土地二十年内不得交易，以赎买费为‘工业本金’，强制给地主乡绅工业债券迫使乡绅投资工业和基建”，又是保守派里的一个分支而已。